习仲勋传: 第04章 渭北烽火赤子情

 www.462.net     |      2020-04-09 15:51

图片 1

摘要: 11月22日,纪念渭北革命根据地建成85周年座谈会在咸阳市三原县召开。渭北革命根据地革命先辈和先烈亲属代表习远平讲话11月22日,纪念渭北革命根据地建成85周年座谈会在咸阳市三原县召开。渭北革命根据地革命先辈和先烈亲属代表习远平讲话。据《陕西日报》,当日举行的向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中,5个花篮中有一个是以习仲勋同志夫人齐心名义敬献的。《陕西日报》全文刊发了习远平的讲话全文,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予以转发。△渭北革命根据地建成85周年座谈会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父老乡亲: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纪念渭北革命根据地建立85周年,深切缅怀革命前辈在这方热土上留下的峥嵘岁月,在此,我谨向为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浴血战斗的前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代表我母亲齐心同志,向渭北老区人民,向三原的父老乡亲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向出席这次会议的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向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三原的武字区、心字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渭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于1931年5月,在1932年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到1933年夏天在敌人三面“围剿”之下实施战略转移,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红色割据的两年多时间里,许多革命前辈不畏白色恐怖,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出生入死,矢志不渝,让革命的烽火在渭北大地熊熊燃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陕西共产党人探索武装割据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实践,为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探索了道路,提供了条件。没有渭北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有之后的照金和南梁。我父亲每每回忆起渭北革命斗争的岁月时,总是深有感触,他说:“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1984年7月14日,我父亲在接见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时,谈到陕甘边的历史问题时指出:“要写陕甘边,一定要先写心字区、武字区、渭北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南梁根据地是继照金根据地之后发展起来的。”在1986年4月7日,我父亲与时任陕西省委组织党史征集研究领导小组组长的习仲凯、副组长白玉洁谈话时也指出,“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舞台,为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创建培养了干部,积蓄了力量。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先后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在这里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苏区的工作。刘志丹、黄子文、金理科、杨森、王伯栋等革命先烈曾在这片热土上带领红军战士英勇杀敌,贾拓夫、汪锋、张秀山、赵伯平、黄子祥、黄罗斌、刘映胜等革命先辈曾在这片热土上带领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和建设根据地。在这片热土上,镌刻着许多伟大的名字,也书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1986年秋天,我父亲特意邀请黄子文烈士的遗孀李盛云来北京观光,他们在一起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年那些难忘的岁月,我父亲称赞渭北黄家是“满门忠烈”。当年红二团南下作战失利,部队被打散。危难之际,红二团团长王世泰辗转来到渭北,黑夜里摸到黄家躲藏起来。几天后,黄子文的夫人李盛云不顾自己的安危,把王世泰伯伯的两支手枪装在篮子里,与他假扮夫妻,一直将他护送过渭河,使王世泰伯伯安全返回了照金根据地。渭北的富平是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而三原是他从共青团员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光辉起点。我们老家富平淡村和三原武字区阡陌勾连、鸡犬相闻。1922年,我父亲在富平都村小学上学时,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三原县陵前镇的郭培生先生,郭老先生治学严谨,思想开明,同情革命,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28年初,我父亲考入设立在三原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工作。3月下旬,因参加革命活动,我父亲等9名进步学生被当局逮捕关押于三原县府监狱。在狱中,我父亲坚持革命斗争,并在中共三原县委学运干部武廷俊的主持下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年他还不满十五周岁。他曾回忆说:“我在狱中的一切行动,都听武廷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干什么,如何干,我都坚决地按他的吩咐执行。”1928年8月我父亲出狱后,适逢“民国十八年年馑”,春秋颗粒无收,老百姓饥寒交迫。在中共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的领导下,我父亲往返于淡村与武字区之间,和黄子文、唐玉怀等组织开展筹赈分粮、抗粮抗捐和打击反动民团的革命斗争,他还在家乡发展了周冬至等一批共产党员。1930年春,受中共三原特支委派,我父亲冒着巨大危险,利用郭培生先生的亲戚关系,和郭明效一起,奔赴驻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王德修支队,开始兵运工作。当时,从渭北进入这支武装的共产党人还有李秉荣、孙一君等数人。历经两年多的兵运工作,在1932年4月,我父亲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秘书长、特派员刘林圃领导发动了两当兵变。两当兵变后,我父亲又投身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烽火岁月。1932年10月中下旬,在收棉花的时节,我父亲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回到武字区,特务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他担任政治指导员。武字区后区游击队常驻甘涝池村,在三原、富平、耀县交界地区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开展抗粮、抗款、抗税、抗捐、抗债斗争。同年12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我父亲任县委委员。1933年2月,我父亲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主要从事学运和武装斗争,还分工联系富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他在陕西省立第三中学、王泰吉骑兵团驻三原的两个班里面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就有王泰吉的侄子、十三班的班长王英。当时,他还坚决抵制了要求这两个班在三原县城就地起义的“左”的做法。在三原期间,我父亲还和赵伯平等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赵伯平时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是他的上级领导,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中国革命。他曾回忆说:“赵伯平对我帮助影响很大,每天抽出两个小时,到三原城外给我讲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讲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历史。在三原城墙上和我说话的神态,就像刚发生在眼前,令人久久难忘。”我父亲视赵伯平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是对他帮助影响很大的人。在1933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选派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批干部到照金工作,至此,他离开了渭北这方红色的热土。在渭北,我父亲和战友们带领人民群众一道打土豪、分田地,赈济灾荒,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形成武装割据。在血与火的年代,他们历经艰难和挫折,经受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也把一腔赤诚和一段传奇永远地铭刻在渭北的土地上。我父亲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有着高度的评价。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他写道:“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他认为,“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父亲一直热爱着渭北这方热土,一直惦念着渭北的父老乡亲。1958年9月父亲在陕西视察工作期间,我父亲专程赶到三原陵前镇(原武字区)看望老战友黄子祥伯伯及黄子文的遗孀李盛云伯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子祥伯伯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久别思念的信,反映三原老区的新变化。1979年8月,我父亲给黄子祥伯伯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回信,他写道,“府上一别,二十余载,怀念故人……”1979年,陵前公社党委书记张正同志向已在广东省委任职的他汇报他们迎来了包干到户的第一个粮食大丰收,并反映运输紧张的问题。为支援老区建设,我父亲即向公社党委写了慰问信,并将广东生产的南粤牌卡车调剂了两辆,以应急需。1984年4月,我父亲邀请武字区的老战友孙海章伯伯去北京,当得知孙海章伯伯的组织关系自1932年8月被错误开除一直未能恢复时,他随即写了证明材料,并亲自邮寄给三原县委。1987年3月,经省委组织部批准,孙海章伯伯的党籍终于得到恢复。1997年6月,三原县委召开黄子文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我父亲在电报中称赞“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在1998年6月,他特意委托我母亲回到三原陵前镇专程看望88岁高龄的李盛云伯母。2000年6月下旬,我父亲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思念之情,再次委托我母亲带我和我姐姐回到三原,考察他当年革命战斗的旧址,走访、看望健在的老人,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历史是今天的镜鉴,也是未来的启迪。在全国人民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潮中重温历史,缅怀先辈,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担当,矢志不渝、埋头苦干,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渭北是陕西共产党人创建的第一个苏区,在陕西党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位置。岁月沧桑,斗转星移。85年过去了,今天的渭北大地一派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景象。站在这方红色的热土上,似乎能聆听到那并不遥远的历史的声音,在激励我们沿着先辈们走过的足迹,承继先辈们坚忍不拔、革命到底的必胜信念,永葆先辈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弘扬先辈们不畏艰险、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最后,祝愿渭北老区的明天更加美好!祝愿陕西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路漫漫

1928年5月3日三原武装围城指挥部旧址。

  两当兵暴最终归于失败。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三原县党组织和渭北党组织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位于陕西关中地区渭河以北,以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包括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交界处和高陵县、蒲城县、白水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750平方公里,人口4万多。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发展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不仅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三百余名官兵,在一夜之间被击溃,被遣散,遭“全军覆没”。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严峻的现实,对年龄还不足十九岁的队委书记习仲勋来说,精神上的负荷是沉重的,加之十多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使他体力极度消耗,心力交瘁,身卧病榻。

三原县是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早在1925年,三原县在陕西咸阳地区就率先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为了声援国民政府的北伐,配合国民联军解围西安,三原党、团组织即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共产党人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史可轩等相继来到三原宣传革命思想,培养农运干部,组织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府,在渭北地区率先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火。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农民运动在逆境中持续开展。1928年2月,共产党员黄子文、唐玉怀等在三原县武字区成立了农民游击队,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开展“三分五抗”。1928年3月至1931年4月,三原武字区相继建立了革命武装和党的组织,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游击战争、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浪潮不断掀起。1931年5月至1932年10月,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在三原、富平、耀县等地区形成了割据局面,根据地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革命武装建设和土地革命等全面发展。渭北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5月创建到1933年8月遭敌残酷“围剿”失守,坚持红色割据两年多,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搜捕,习仲勋只好暂时藏身于王子轩骡马店中的一个拐窑内,一边养病,一边等候党组织的讯息。店内饭食较好,王子轩对这位困境中的异姓兄弟照顾挺周到,因而习仲勋身体恢复较快。习仲勋白天在窑内看看书,晚上出去在镇子里走走,打听打听风声,有时还硬撑着病体,帮助饭馆拉拉风箱或做些挑水之类的杂活。但是他内心如潮水涌动,急切地期待着失散了的战友们的消息,盼望能早日回到已颇具规模的渭北苏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首次尝试和实践,是西北地区创建时间最早、斗争历史较长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从1928年开始,习仲勋从三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征程,投身了革命运动,并参与和见证了渭北革命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多年之后,他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7月,习仲勋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渭北三原武字区,除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同志在那里开辟了群众基础以外,到红二十六军还未到达该地以前,这里就是‘半红半白’的环境,1928年,为了支援渭华暴动,曾发动过三万人的围城斗争。1930年成立了灾民自救军,以后的游击运动从未停止过活动,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杀土豪、反劣绅。另一方面也遭到国民党的捕杀镇压。这也可以看出革命的进程,不能以和平推进,而是在斗争中推进”。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习仲勋写道:“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84年7月14日,习仲勋接见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在谈到陕甘边历史问题时指出,“要写陕甘边,一定要先写心字区、武字区、渭北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南梁根据地是继照金根据地之后发展起来的”。1986年4月7日,习仲勋与陕西党史委的习仲凯、白玉洁谈到渭北、陕甘边、陕甘宁根据地史时又指出,“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

  芒种刚过,赤日炎炎,麦浪飘香。陕西关中地区进入夏收大忙季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尝试

  六月上旬,习仲勋由长武亭口镇秘密回到富平县。因为情况不明,他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家,而是在离习家庄十多里地的线家原其表姐家中先住了下来。这家后院有一个堆放麦衣子的土窑洞,习仲勋便经常在这里藏身。在这里他与过去自己发展的共产党员胡振清、柴国栋取得了联系,并了解到国民党陕西当局在西安逮捕了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之后,正在通缉两当兵暴的其他领导人,习仲勋的名字也被列在其中。他曾回忆说:“在线家原暂住时,约来胡振清和柴国栋问清情况,知道敌方正在通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能久待,也不好乱动,只好就近去富平县城找到组织,再设法到谢子长、刘志丹游击队工作。”

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党组织领导开展群众运动,再从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创建革命武装,通过群众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这种“先依靠群众运动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形式,是渭北和三原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对革命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不久,习仲勋由线家原转移到都村他的外祖母家中暂住避风,并秘密与家在凤凰堡的好友宋杰生约定,一同赴县城寻找自己的老师,以求通过他们与中共富平县组织取得联系。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丰富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实践。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渭北人民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奋起反抗,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共渭北特委、三原县委和武字区党团组织在以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武装,开展革命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开创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它丰富了全国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国革命道路实践,推动了区域革命运动的发展,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它是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七月初的一天,习仲勋、宋杰生趁天色未亮步行十五里路,赶到富平县城南关。他们原打算在夜幕未退时进入县城,却不料这天城门紧闭,直到太阳升高仍无开城门的迹象,这时城外却已是车来人往,商店也开门营业。习仲勋估计城内可能发生变故,为了弄清情况,预防不测,他将头上戴的大草帽往下一拉,走近城门口向一个陌生人问道: “怎么还不开城门?”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

  那人只是“唔”了一声,没有回答,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渭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部区域与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相连,照金苏区与渭北革命根据地息息相关。渭北革命根据地既为照金苏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前哨阵地,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

  习仲勋预感到情况不妙,就给宋杰生使了个眼色,示意迅速离开。他们折身往回走了几里路,来到一个西瓜园,买了一个大西瓜,一边吃,一边向园主打探消息。话刚开了个头,一排全副武装的士兵向瓜园走来。习仲勋灵机一动,告诉宋杰生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如果我被这些人带走,你就去县教育局找石仲伟老师,请他快想办法。”

渭北游击队是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2月,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三原武字区共产党员黄子祥受党组织委派,带领武字区几十名青年农民参加了陕甘游击队,这些革命青年成为这支西北地区第一个工农红军革命武装的重要源头骨干力量。在陕甘游击队兵员不足、战斗力消弱的危难时期,三原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多次为陕甘游击队补充兵员。6月13日,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带领陕甘游击队一个班返回三原武字区紧急“扩红”,中共武字区委在三天之内组织动员了近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加入了陕甘游击队,有力地支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照金苏区建立后,习仲勋、金理科、黄子文、周冬至、金天华、黄子祥、杨森、黄罗斌等主要干部先后从渭北根据地进入照金苏区,推动了照金苏区的创建和发展。

  习仲勋让找石仲伟是有缘由的。因为石仲伟是他在第一高小上学时的老师,富平县美原镇人,曾入黄埔军校,“四一二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受中共组织委派以国民党富平县教育局局长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开展对国民党驻军的统战工作。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和回旋空间。1932年4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多路追剿堵截。4月21日,阎红彦、杨重远率五支队南下,到达三原武字区,配合武字区游击队攻击了马额镇王茂臣民团。4月23日清晨,为避敌重兵袭击,黄子文带领五支队转移到照金与旬邑交界地带开展游击战。1932年8月,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历遭险阻,接连受挫,伤亡严重,王明“左倾”路线的追随者也对陕甘革命和陕甘游击队带来了严重干扰。在“内忧外患”的不利形势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等将刘志丹特意留在照金的特务队转移到了正处于革命鼎盛时期的三原武字区。三原武字区为保存和发展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提供了回旋空间和重要依托。

  宋杰生离开后,这群士兵盘问习仲勋:“你是干什么的?”

渭北根据地为陕甘边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根据地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后方和陕甘红军各类急需物资的支援供应基地之一。1932年—1933年,武字区军民在连续五年大旱灾荒之时的异常困难时期,克服各种困难,为陕甘游击队多次提供了紧缺物资,同时也为陕西省委在几度困难时期提供了不少经费。1933年—1935年间,习仲勋、周冬至等多次冒着风险回到三原武字区,利用武字区这条连接渭北根据地与照金苏区的秘密通道,与武字区军民一起将布匹、药品、粮食、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秘密送往陕甘边区,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

  我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刚回来想寻我的老师,想当个小学教员,不愿再经商了,今天进城时,因为城门不开,所以在这儿等候。“习仲勋回答说。

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1932年12月下旬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12月底,渭北游击队编为两个中队前往照金,配合红二十六军开辟照金新苏区。1933年11月8日,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组建的红四团改编为四十二师骑兵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改编后,黄子祥、杨森率骑兵团向西北方向进发,帮助二、三路游击队恢复和发展照金苏区,扩大游击区。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人民为中坚骨干的渭北游击队——红四团——红二十六军42师骑兵团积极配合西北红军开展的英勇斗争,既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和南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前进基地。

  习仲勋从容答道:“我姓焦,本县教场人,离这里不远。”

渭北苏区是红军改编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基地。红军改编时大部分驻扎在渭北苏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致电请求,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于1936年底到1937年8月陆续进驻渭北地区。1936年12月下旬至1937年1月上旬,红军主力由陕甘边相继到达渭北地区的泾阳、三原、富平、高陵等地集结,形成了内线策应友军、外线迎击国民党中央军的军事态势。在国难当头之际,以泾阳、三原、富平、高陵为中心的渭北苏区成为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进行改编、请缨杀敌和抗日救亡的战略后方。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在渭北苏区的泾阳、三原、富平、高陵一带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改编誓师之后,八路军三个师大部分从渭北苏区的泾阳、三原、富平开赴抗日前线。中国工农红军在泾阳、三原、富平等县的顺利改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习仲勋被士兵带入县城的军队营部审问。审问人为了证实习仲勋说话的真实性,要他给石仲伟写一封信。习仲勋即提笔写了以下几句话:石仲伟老师,我从外面经商回来,现在觉得回来还是当个小学教师好,知道老师是教育局长,能否给我寻个职业。

  这封信很快送到了石仲伟手中。

  其时,杨虎城部四十二师一个营正驻防富平县城。营长鲍从汉是一位颇具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军人。他曾对石仲伟戏笑说:我也是穷人出身,就改名为鲍穷汉吧!石仲伟因为专事对该部的统战工作,故与鲍从汉等国民党驻军军官过从甚密。原来,这天富平县城内气氛紧张,城门紧闭,是因为该营在中共组织的策动下,发生了士兵哗变。中共渭北特委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日写给省委的报告中曾对这一事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四十二师鲍营曾向武字区袭击了一次,我们的政治影响到士兵群众。他们在一排长领导下,准备进行革命的兵变,在县城找我们党,但富平党得到了这个消息,不敢公开和他们见面,直接领导‘围剿’苏区的白军的哗变,仅站在第三者地位劝告他们出去,也没有给他们以政治的任务,怎样结合武字区群众。他们准备有两连的发动,但怕机密被泄露,该排长与发动土兵均被捕。”习仲勋被巡查人员带去审问,是怀疑他也是参加哗变士兵而引起误会。【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宋杰生找到教育局时,恰巧鲍从汉正在石仲伟处落座。石仲伟即当面质问这位营长:“怎么搞的,你的队伍为啥把我一个学生押走了?”鲍愣了一下说: “简直是胡闹!”遂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让石仲伟派人拿着他的名片要求放人。

  习仲勋被放出后到了县教育局。石仲伟告诉他说:中共富平区委书记张祝三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宋光涛等都在抗日救国会住,你可和他们联系。习仲勋按照石仲伟的吩咐在县抗日救国会暂住下来,并向中共富平区委负责人表达了自己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直到一九八三年,石仲伟还谈起这件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往事:“习仲勋的获释,居然在‘文革’ 中成了造反派罗织的一项罪名。当时专案组的人多次找我,反复质问说,既然当局下了通缉令,习仲勋为什么能随便获释?办了什么手续?我说,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是士兵们抓错了人,我们说了话就放了,还要什么手续?”

  数日后,习仲勋在县立第一高小与受省委派遣视察渭北地区工作的程建文相遇。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倾吐了自己从三原学潮、西安系狱、开展士兵运动,一直到发动两当兵暴失败的经历。他说:“这下可好了,我终于见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苏区,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正好程建文要去武字区巡视工作,便决定与习仲勋同行。

  当天日头将落的时候,习仲勋和程建文每人戴了一顶大草帽,作了简单化装后悄悄出了富平县城,夜宿洼里村程建文家。次日又赶往三原县武字区长坳村,见到了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习仲勋几经辗转,终于踏上了渭北苏区的土地,他觉得犹如一阵清风扑面,长时间抑郁的心情一下爽朗了许多。离开渭北两年多的日子里,他深深眷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日夜思念着家乡的父老亲人。但是,当他回到这方熟悉的土地时,却难以抑制对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向往之情。

  他诚恳地向唐玉怀表示:能尽快去陕甘游击队工作,是自己迫切的心愿。

  习仲勋寻找陕甘游击队,得到了与他同村的贫苦农民周老四的热心帮助。周老四名叫周明德,是习仲勋在家乡发展的党员后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的叔父。习仲勋与周冬至又以干兄弟相称,习、周两家交往甚密。关中“民国十八年年馑”时,周冬至随父母逃荒到照金山区的老爷岭定居,靠租种一些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其叔父周明德仍留在富平老家,时常驮运些食盐到照金一带兑换粮食回来,用以维持生计。由于他往返于北部山区,了解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活动情况,便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渴望找到陕甘游击队的习仲勋,并提出以驮盐换粮为掩护,带习仲勋奔赴照金,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了个艳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人力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一个艳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力人力独轮车在通往耀县北山的土道上艰难地前行着。后面推车的是周明德,在前面拉车的是习仲勋。他们饿了啃口干馍,口渴了喝口河水,终于来到百余里以外的耀县照金山区老爷岭,在周冬至家中暂时住了下来。

  ●追随刘志丹、谢子长

  当习仲勋历尽艰辛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之时,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工农武装正经受着曲折斗争和艰苦征战的严峻考验。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随后在总指挥谢子长带领下向陕西渭北地区的三原、蒲城、富平、耀县一带进击。十三日,攻占旬邑县职田镇,击溃国民党地方民团,继而又在该县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袭击耀县照金民团。四月十八日,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并将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此间,“志丹同志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人带领的两当兵暴的队伍。只因兵暴队伍被土匪打散,接应未果。五月,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恢复,刘志丹出任总指挥。游击队在富平、洛川、中部、宜君作战九十余次,歼敌一千四百余名。五月底,陕甘游击队先后在甘泉临镇和东进韩城作战中失利,又转入陇东地区活动。六月底,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即在甘肃省正宁县湫头、南邑一带休整队伍。此间,受中共陕省委委派任陕甘游击队政委的李艮,又搞起了一场解决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的风波。在游击队内部受到错误主张严重干扰时,国民党军驻正宁县山河镇的一个团队,突然向游击队实施军事“围剿”。李艮提出了“死守五顷原”的口号,游击队官兵虽英勇作战,终因指挥失误而连吃败仗,伤亡惨重,给游击队造成了严重后果。游击队撤至旬邑县马栏镇,召开军人大会,批评了李艮的错误。八月三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命令谢子长返回游击队,再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率领下就地进行休整后,遂转入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习仲勋打听到谢子长在照金镇以西四五里路的杨柳坪驻扎的消息,急忙从老爷岭赶来和谢子长会面。几天后,又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见到了刘志丹。习仲勋如此执著和痴心地追寻刘志丹,是出自于长期以来对这位群众领袖由衷的景仰和信赖。

  刘志丹,原名景桂,一九O三年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早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一九二四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五月,参与组织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后又担任中共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一九三六年春,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率部东征,在指挥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称颂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谢子长,又名德元,号浩如,一八九七年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月,组织领导了清涧武装起义。翌年五月,又与刘志丹、唐澍等领导发动渭华起义。后历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等职。一九三四年八月在清涧县河口战斗中负重伤,于次年二月二十一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毛泽东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曾多次题词悼念谢子长,其中一联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表达了对这位中共西北地区领导人的敬重之情。

  刘志丹、谢子长同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见到两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群众领袖,特别听到周围的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们“老刘”、“老谢”时,因两当兵暴失败的郁闷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诉说,但一时竟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刘志丹看出了习仲勋复杂的心情,紧紧地拉着他的手,鼓励地说道:“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