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为何选择了于都

 www.462.net     |      2020-01-11 19:20

“胜利不忘哪里来,红色源头记心窝……”徜徉在江西于都红色热土上,听着刚刚录制完成的《红军渡·长征源》的歌曲,看着沿途的长征源学校、长征路标识、长征宾馆、长征源超市……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红色气息。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十一月里走湖南,宜临蓝道一起占,冲破两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当……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经党中央批准,2016年10月25日,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党史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研讨会。此文是作者在研讨会上作的发言。

在于都,我们流连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主题雕塑区、逗留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与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曾懿华畅谈、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等交流,渐渐靠近了当年中央红军选择于都、集结于都、夜渡于都河的那个历史时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陆定一与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合作,写出了这首着名的《长征歌》。党史专家称,完整的《长征歌》共有13段。因为长征历时13个月,每个月写一段,反映在这个月里的大事件,13段合起来就是长征的全过程。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江西人民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1934年10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野战军10月10日到20日行动日程表》,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根据安排分别向指定的地区集结。10月10日至12日,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中共中央和中央机关、后勤部门、工青妇机关等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与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撤离瑞金,前往于都县城及其以北地域集结。根据中革军委发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日程表》,各部队于10月16日至19日南渡于都河后,向突围前集结地区开进。10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第一、二野战纵队共8.6万余人,分成左、中、右3路,从信丰、安远间及赣县王母渡一带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中央红军各部全部渡过信丰河,向西前进,10月31日,中央红军各部队离开江西,进入湘南西进。

中央红军有准备的选择

于都河、湘江……这些地名背后,隐藏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故事里又有哪些值得铭记的江西元素?

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江西人民以“倾家荡产也要支援红军”的无私精神,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红军以巨大的支援。

1933年10月,国民党纠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在战争一开始,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全线出击,使中央红军陷入被动局面。到了1934年4月至5月,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中央根据地南北门户大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以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为目的的战略转移,向共产国际报告了战略转移计划,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答复后,成立了“三人团”,准备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的封锁线。确定主力突围转移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最终将突围转移地点选在了于都。

红军将士和机关人员共86789人从于都转移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之前,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皖赣,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大规模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国民党军十几万的兵力,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大转移,对长征中的红军起到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在这些游击区中,江西边境就有六个,特别是以江西省信丰县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区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竖起了一面鲜红的战斗旗帜。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主题雕塑区,挺立着一座“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长期从事中央苏区史研究的研究员余伯流在文章中说:“于都作为红军主力的集结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总的、最后的出发地,同时瑞金、兴国、石城、会昌、长汀、宁化等地则是中央机关及红军各有关部队的长征出发地,这是近年来长征出发地研究得出的共识。”

据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介绍,于都在中央苏区史上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中央苏区巩固的后方基地(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及所辖单位、中央后方保管处、大多数红军医院,均驻在境内),又是中央红军主力大部集结突围转移的最后出发地。

江西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为突围转移扩充了军力。在长征前的一年时间里,扩红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红八军团、红九军团、红二十一师、红二十二师、红二十三师相继成立,据统计,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中央苏区共扩红8万余人,其成员几乎全部来自江西。在赣南苏区涌现出瑞金沙洲坝杨荣显一家“八子参军,壮烈牺牲”、兴国高兴乡邱会培一家12口“全家革命,满门忠烈”、兴国籍烈士李美群“马前托孤、义无反顾”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事例。

总的、最后的出发地为什么会选择于都呢?当时,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东线,敌东路军威逼中央根据地的东方门户福建长汀;北线,敌北路军集中兵力加紧“围剿”,逐渐推进至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瑞金已成为敌重点监视地域,红军主力根本无法在这些县份集结;南线,我军与粤军陈济棠举行过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借道”协议,我军如果经过,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西线,有大山和隘口阻隔,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于是,中革军委将突破点选择在信丰、安远之间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上,于都进入了决策视野。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曾懿华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选择于都,是经过了长时间充分考虑的,是一次有准备的慎重选择。”

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军团和中央机关改编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分别从瑞金、兴国、石城、长汀等地出发,赶到于都河沿岸集结,一面休整补充,一面作突围转移前的最后准备(红九军团从会昌出发,直接去与于都交界的第二集结地区安远)。

江西人民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和物资,为红军长征奠定了物质基础。在长征前的半年时间里,江西人民响应号召,节衣缩食,积极参加筹款工作,踊跃认购战争公债,为红军筹款几百万元,筹集稻谷84万担,筹集被毯2万多床,棉花8万余斤,草鞋20万双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和150多万元军费。红军长征出发经过于都贡江时,苏区群众更是组织大批慰劳队,自发拿出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寿板,架起5座400多米长的浮桥。

于都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山水相连、民风淳朴,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宿营、隐蔽、休整。当时战火尚未烧到于都,中央红军集结于都相对安全。

最后撤离中央苏区战场的是进行保卫兴国县城战的红五军团,他们赶到于都已是19日傍晚了。参加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将士和机关人员共86789人。其中,大部到于都集结多日,于10月16日夜晚开始,从于都县城东门等10个渡口过河,历时四五天,踏上战略转移征途。

江西人民为红军长征作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余人中,赣南籍红军就达5万余人,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赣南籍烈士倒下。其中,兴国、瑞金有姓有名的烈士分别为23179名、17166名,分别占当年全县总人口的10%、7.15%,在中央苏区全红县中分别居第一、二位,特别是兴国籍烈士人数为全国各县烈士人数之首。

于都地处中央苏区西南角,是中央苏区的中心腹地,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中心位置,距瑞金、兴国均为88公里,距宁都99公里。当时,红军主力大都在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一带作战,于都是前线部队快速撤离、集结的理想地域。

为支援红军渡河,于都河沿岸的群众和县城居民,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寿棺等一切可用器材都捐献出来,在60里长的河段上架起了5座横跨4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为避免敌机侦察暴露目标,船排工人全力配合红军工兵部队,头天下午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保证红军每天能够顺利夜渡。

于都是中央苏区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军区所在地,是中央苏区的全红县、大后方,政治、物质条件都很好。从政治条件看,于都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革命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红军在于都集结,能满足保密等政治需要。从物质条件看,于都稻米充足,同时于都人口众多,可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中央红军以足够的补充。

不仅如此,于都人民还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在5月至7月以及9月的两次扩红运动中,上万名于都儿女加入红军,组成了八个补充团。

于都县城距离信丰、安远间的敌第一道封锁线较近,抄小路仅9O公里。从于都出发,部队可以快速到达预定地点,乘敌不备突破敌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西转移。

“于都河畔火把明,风萧萧兮江水寒;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石仲泉说,在红军西行远征的那些日子里,深秋星夜,月圆月缺,至今,那个亲人送别的场面久久萦绕他的脑际。于都河不是易水,却胜过易水;送别的歌声不是渐离击筑,却胜过渐离击筑。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壮别曲。

30多万于都人为长征保密

于都为何是中央红军长征前最后的“集结出发地”?

在于都县城濂溪路北门1号,矗立着一座老建筑——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告诉我们,从于都出发长征之前集结时,毛泽东就住在这里。旧居里居然只陈列少量照片,但从这些珍贵照片中,我们依然可以解读出“长征从于都出发”的密码。

采访中,记者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当年中央的领导要选择于都作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集结出发地?对此,石仲泉表示,这是由当时选择的战略转移路线和目标、当时的战争形势以及与粤军首领陈济棠秘密谈判的结果综合决定的。

张小平说:“从1934年10月7日起,中革军委先后下达命令,要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称“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章”纵队)一起到于都集结。”

石仲泉解释说,1934年9月初,中央红军对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完全无望后,由中革军委制定战略转移的路线和目标,选择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边界进湘南,沿着红六军团西进路线渡过湘江,再掉头北上湘西地区。根据这个抉择,无疑要将红军集结在便于通过赣粤边界进入湘南方向的于都地区。